1910年四月，汪精卫企图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却不幸落败，被捕入狱。在幽禁之中，他挥毫泼墨，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绝命诗作。

被逮口占

衔石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不倦，羞逐鸥。

姹嫣色，绘染不易。

花发时识血斑。

慷慨歌燕，从容楚囚。

快刀少年头。

心魂存，残躯成灰。

青光不灭照燕台。

其中，“在燕市的慷慨吟唱，面对楚囚的从容不迫；挥刀斩断尘缘，不负青春年华的豪情壮志。”尤为慷慨激昂。

这首诗作流传于世，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党人闻悉了汪精卫的英雄事迹，纷纷争相传颂，汪精卫遂崛起为全国革命界的楷模人物。

若他真的选择“引刀成一快”，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恐将与宋教仁不相上下。

原本，载沣曾有意将汪精卫处以极刑，公之于众。然而，在肃亲王善耆（女间谍川岛芳子之父）的力劝下，最终决定将汪精卫监禁终身。1912年，随着溥仪退位，汪精卫得以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汪精卫，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青睐，先生对其悉心栽培，似乎有意将其培养为衣钵传人。

孙先生于1925年不幸离世之际，其遗嘱亦由汪精卫先生起草并精心润色。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汪精卫从备受赞誉的“少年英雄”、革命先辈所器重的青年才俊，最终沦为一个被众人所不齿的汉奸呢？

今日本话题。

汪精卫的叛变，实乃一错再错、终至错上加错的演变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汪精卫本有机会屡次及时悬崖勒马，然而，性格中的柔弱加之对“创立伟业”的模糊向往，终使他沦落为千古骂名难脱的汉奸。

若你细细琢磨这一过程，便会发现，它与他昔日刺杀载沣未果而被俘后的转变，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昔日，汪精卫挺身进京，意图刺杀载沣，此行源于革命党屡次起义均告挫败，加之党派内部矛盾激化，局势如同烈火烹油，动荡不安。

1909年9月，陶成章毅然携手南洋的革命志士，共同起草了《南洋革命党人揭露孙文罪状传单》，其中怒斥孙文对同志的欺骗行为，以及对募捐费用的贪污。

继而复建昔日的光复会，与之并肩而立，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1911年，宋教仁等人士高扬创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旗帜，对孙中山集中于广东地区策动起义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质疑，并蓄势待发，意图在长江流域展开一场宏图大业。

革命运动不仅缺少统一的领导核心，而且资金严重短缺，以至于陷入极度的困境，甚至到了尿血的地步。与此同时，外部还有如梁启超等人物，以阴险狡诈的言辞诋毁同盟会，称其为脱离实际的革命幻想，诱骗他人送命。

因此，汪精卫深受触动，立志成就一件足以扭转局势的大业，此行径亦显现出其性格中第一个明显的瑕疵：

冒进情结严重。

今日你应明了，速战速决的观点与放弃抵抗的立场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既然无法迅速取得胜利，那么投降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忧来如病亦绵绵，

一读黄书一泫然。

瓜蔓已都无可摘，

豆箕何苦更相煎。

笳中霜月凄无色，

画里江城黯自怜。

莫向燕台回首望，

荆榛零落带寒烟。

——汪精卫·《有感》·民国纪元前二年于北京狱中撰述

掷出炸弹之际，豪情万丈，誓以壮志报少年；一旦被捕，便感慨万千，不愿回首望那燕台，只见荆棘满地，寒烟缭绕。

他的心态转变显而易见，这为日后他背叛祖国，成为汉奸的行径埋下了深深的伏线。

除性格外，汪精卫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便是对政治权术的过度倚重，以此试图攫取与操控权力。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

蒋介石始终将军事权力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法宝，对其高度重视。

1928年，蒋介石退居幕后，翌年卷土重来之际，他所采取的首要举措，便是趁何应钦外出狩猎之际，将其罢免，从而重新执掌了以黄埔军为核心的北伐第一路军指挥权。

继此之后，该部队被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而总司令一职则由蒋介石亲自担任。

此类突如其来的剥夺军职事件，当年亦曾发生在蒋介石身上，那时他正与结拜兄弟、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共事。

人有路径依赖。

汪精卫的历史轨迹，实则显现出一种路径依赖，即热衷于政治斗争，并依赖外部势力登台执政。

昔年，孙中山先生于北京不幸辞世，汪精卫身为总理遗嘱的执笔人，时常以“总理之继任者”自居，心态颇为自负。

然而，在国民党内部，实则位居第二要职的是胡汉民——彼时孙中山担任的是广东政府的“大元帅”一职。

自胡汉民赴京之后，他身兼“代理大元帅”之职，又担任国民党的组织部长，其政治地位之显赫，一目了然。

然而，当时向国民党伸出援手的苏联人士，在经过深入考察后，认定胡汉民难以合作，因而选择支持汪精卫和蒋介石。

一人掌党，一人掌军。

胡汉民

【经过深思熟虑，苏联人纷纷作出评判，以此决定去留。】

对这位兄长的评价是“难以相处”，对戴季陶的评价则是“摇摆不定”，而关于汪精卫，则是认为他“野心勃勃，尚有可图之处”。

评定后，汪精卫当选。胡汉民】

提及一个非正式话题，当胡汉民担任组织部长期间，他的秘书是何人呢？

毛泽东。

他的职务实则等同于组织部副手之位，尔后，因参与上海党务的整顿工作，不幸遭遇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排挤。毛一生气不干了。

然后汪精卫大喜过望，把毛泽东又要过去做了代理宣传部长。

当然，言归正传，谈汪精卫。

汪精卫与蒋介石携手共事不久，便在老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中再度失去权力。

对于中山舰事件的诸多历史细节，今人已难以完整追溯。然而，老蒋敢于借此契机发动军事政变，实则再次彰显了他对军统党思想的长期秉持。

汪精卫表现不佳。

他当时生病卧床，仅仅因苏联军政代表团选择支持蒋介石，便一怒之下辞职，将党的权力拱手相让，此举令蒋介石本人亦颇感意外。

当初众口一词反对我的行动，然而事成之后却将我的话语奉为至宝，人心变换的速度竟如此迅速！——蒋介石】

依赖外部支持乃大忌。

蒋介石此人在国民党内部根基薄弱，全赖苏联人的支持方才得以攀升至高位。然而，随着北伐战争进展至中段，他察觉到苏联可能寻求更换军事合作伙伴，其首当其冲的反应便是利用党内权力，上演了一场以党控军的闹剧。

汪精卫、蒋介石

汪精卫，身为同盟会资深元老，却屡屡在遭遇困境时选择辞职逃离，即便在得到苏联的支持后得以东山再起，实则已显露败象。

在随后的多轮激烈角逐中，汪精卫屡屡未能占得先机，即便是宁汉合流这一重要事件，他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1927年8月，蒋介石宣布辞去职务，随后在9月，宁汉两派实现了联合。在此背景下，西山会议派、南京政府以及武汉政府三方汇聚一堂，共商国是。

汪精卫一方原本占据的是国民党正统的“主干”，而西山会议派与南京政府则被视为分裂出去的“枝蔓”。

结果谈来谈去，这位沙雕竟应允了孙科所提的设立“特别委员会”以作为党务统一的过渡方案，此举无疑是将自己手中最关键的筹码拱手相让……

【昔日寄望于蒋中正退位后能够恢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之际，却仅得到了一个虚设的国府委员职务。与此同时，他往日的政敌们却纷纷飞黄腾达，再度掌握关键职位，汪兆铭因而深感失望。

总体而言，这番起伏跌宕的风波，并未使汪精卫从中汲取多少教训。

或者说，纵使他有所领悟，也多半是谬误的教诲。

历经北伐战事之后，他在中原大战、宁粤分裂等重大事件中，依旧未见显著进步，反倒是失误连连，屡出昏招。这种军事上的软弱无力，与他在政治领域的高位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蒋虽实力雄厚，然在党内威望尚显不足；相较之下，汪精卫资历深厚，威望远胜蒋介石，却略显实力不足。

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状况依然真实可触，甚至蒋介石本人亦对此予以认可。

我辈肩负国家重任，自当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容因个别人的变动而产生消极情绪。切莫被那种“没有汪某、胡某就无法形成党派”的奇特言论所迷惑。

汪为汪精卫，胡乃胡汉民，此情形映照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微妙处境。

能与我家联姻的姑娘，档次岂是等闲之辈！），然而，党内传统仍旧视汪精卫与胡汉民为孙中山真正意义上的继承者。

这事非汪精卫与胡汉民之过。

昔孙中山欲将国民党重塑为列宁式的政党，然而在北伐途中，蒋介石察觉到党权过度膨胀将不利于其独裁统治，遂果断发动清党运动，从而打断了这个改革进程。

如今国民党重返传统之道，您如愿以偿，又怎能有所怨言……

因此，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蒋介石在政治领域的主要对手，非汪精卫与胡汉民莫属。

正如苏联人昔日所评估，胡汉民个性刚毅，难以与之相处，相较之下，汪精卫性格柔弱，合作起来则更为顺畅。

此外，在孙中山的时代，担任“代帅”一职的胡汉民，其声望显然高出汪精卫一筹。即便到了1936年，西南地区——请注意，这里的西南涵盖了两广，其势力强大——的实权派依然坚定地支持胡汉民，视其为领袖。

面对现实的压力，汪精卫与蒋介石最终选择携手合作，汪精卫负责执政，蒋介石则执掌军权，共同治理党内事务，对胡汉民、孙科以及两广地区的实力派人物展开打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汪蒋二人自此便能真心携手合作。事实上，在30年代的长久合作历程中，他们始终在合作与斗争中摇摆不定。

汪精卫并未满足于仅仅拥有象征性的行政职权，而蒋介石亦试图借助军统党组织，在与汪精卫的携手合作中，逐步渗透并扩大党内的权力基础。然而，随着斗争的深入，局势逐渐演变为……

1936年，胡汉民因脑溢血去世。

胡汉民不幸离世，蒋介石欣喜若狂，即在派人致以哀悼的同时，迅速提出取消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并对广东政府及军队进行改组的强烈要求。

陈济棠、李宗仁等将领未料及形势突变，在匆忙之中，他们试图以牺牲自身为代价，以抗日为由出兵湖南，从而引发了“六一事变”。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政府虽已竭尽隐忍与委曲求全，但敌人的无理要求却始终未得到满足。如今，亡国灭种的危机已迫在眉睫，除了奋起抵抗，别无他法可循。

我等全体，唯有遵从钧部（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及钧会（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宗旨，为国家与民族争取一线生机。

改颁军号，令部北上抗日。

老蒋不禁笑逐颜开，随即下令调集军队进入湖南，将两广的部队击退。随后，他慷慨地撒下大量金钱，用以分化并瓦解敌方势力。

胡汉民逝去之后，原先坚定支持西南势力的元老们纷纷倒戈，粤军内部也出现了被蒋介石收买的势力，甚至有人公然倒向蒋介石一方。

在1936年7月13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决议通过，正式撤销了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

终局之际，广东陈济棠宣布卸任，李宗仁独木难支，遂发出通电，表明其对中央领导的完全服从，此事终告平息！

李宗仁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总体上保持着合作关系，然而，在遏制蒋介石进一步扩大权力这一问题上，他与两广地区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在国民党五大期间，CC系力图在总章中加入一项关于增设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条款，此举旨在为蒋介石的晋升铺路。

当时，西南势力坚决抵制，以至于大会不得不暂停，汪精卫则恰逢其时地前往上海“疗养”，最终迫使蒋介石做出让步。

然而，随着胡汉民之不幸离世，西南地区在政治博弈中失去了其最为关键的筹码。汪精卫因1935年遭遇刺杀，正身处海外疗养，却未选择返回国内继承胡汉民遗留下的政治遗产。然而，他的天真之举似乎再次浮现，令人不禁感叹其幼稚病之重。

对蒋维持原关系。

（二）在西南地区，我们仅维持情感上的联系，不涉及政治层面的交往。

（三）若西南地区有人来访，我方将保持适度距离，既不过于亲近，亦不刻意疏远。若意图借助西南地区之力以颠覆蒋介石政权，这无疑是对我党多年来坚定立场的彻底背叛，我绝不可能为之。即便有人试图利用西南地区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这样的行为也绝不是我所看重的。

同志应保持冷静，免得被人轻视。

（五）我回归祖国的时间早晚，将根据实际情况的紧迫程度来决定，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李宗仁：了不起，清高！

政治人物，立场不重要。

胡汉民之逝去，彻底重塑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版图，使得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力量对比迅速发生了倾斜。

然而，正是西安事变，对汪精卫构成了致命的打击。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蒋介石（居中左二）、宋美龄（居中左三）、张学良（居中左五）、杨虎城（居中左六）等历史人物共同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对于蒋介石而言，尽管西安事变剥夺了他一举“剿共”的绝佳良机，然而此事亦使他在政治领域意外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果实。

长久以来，他与汪精卫之所以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主义，根本原因之一便在于他们二人都曾是革命的背叛者，唯有反对共产主义，方能赢得政治上的正当性。

然而，西安事变为老蒋提供了另一条道路，他得以借抗日之机重塑自身合法性，并重新集结政治共识。然而，问题在于……

此问题关乎汪精卫一派，他们昔日曾在对日交涉中扮演了所谓的“和事佬”角色。

这就很™的尴尬了。

老蒋在处理对日关系时，历来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双方各展其能，一方在军事领域摆出强硬姿态，另一方则在政治层面寻求妥协之道，这一套路运用得颇为娴熟。

本质上，在彼时阶段，老蒋选择了顺势而为，将表面上的大部分指责与骂名推卸给了汪精卫，而自己则转而将精力专注于军事事务。

汪精卫虽对老蒋的谋略有所洞察，然而鉴于日外交问题是他手中为数不多的关键要务，他毅然决然地不愿放手。

在面临遭受责骂与完全丧失权力之间的抉择，最终我选择了前者。尽管如此，我确实并未少受到责备。

在中政会的会议上，与会者纷纷向汪先生提出外交政策的相关疑问，而汪先生每作出一句回答，质疑者便以数十言相反驳。

在以往的例会中，会议时长通常不过二三小时，然而此次会议却将时长延长至六小时。

率先对汪某破口大骂的，乃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他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满腹恶言，将这些言辞悉数用作辱骂的弹药，每一句都充斥着汉奸卖国贼的指责。

继于氏发言之后，便是那位念佛的戴传贤。他痛斥汪某的言辞，犀利程度令人咋舌，虽未燃起满腔怒火，却也如同金刚般怒目圆睁，此情此景，实在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孙科继起发言，他转以粤语代替国语，语气中透露出难以置信的愤慨，直言一二小人竟敢公然卖国。情绪激昂至极，他击打桌面以增强语气，不慎将桌上的茶杯敲碎。尽管在痛骂之际并未直呼汪某之名，但每次目光均不由自主地投向汪某。

终至焦易堂因汪某之名为之斥骂，言中华民国非汪某一己之私产，若有人欲将国家出卖，焦某决不答应他人所为……其愤慨之情，不难想见。

尽管挨骂在所难免，但有时即便老蒋的人将他斥责，他仍旧会选择巧妙地回应。

戴季陶与孙中山等合影

譬如，戴季陶对老蒋之子怒斥一番，对方亦毫不示弱，以同样激烈的言辞予以反击。

局面至此，实非我一人之过，蒋先生亦难辞其咎。

蒋介石固然曾动过将汪精卫一脚踢开的念头，然而，众所周知，1936年，日本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那是二二六事件。

在“二二六”事件爆发前夕，1935年，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的矛盾已激化至极，双方甚至不惜采取肉体消灭的手段来解决分歧。

1934年，日本陆军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对人事进行了调整，将皇道派的多位高级将领调任至边缘职位。

继而，在1935年，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突然造访，携刀闯入陆军部大楼，残忍地将永田铁山杀害。

所以老蒋一合计——

非也，必须汲取前车之鉴，我仍需让汪精卫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群人中，他无疑是最佳的替罪羊。

坚定决定保留汪精卫，鉴于日本存在永田案，我国政策不宜急速调整，因此，对内对外的政策核心，唯有汪精卫一人担任枢纽之职。——蒋介石】

故而在1936年之前，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携手共进，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石之上。

自1936年始，伴随着胡汉民的意外离世、西南地区问题的逐步化解，以及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逐步确立，蒋介石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的地位显著上升。

最要紧的是，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洞悉了众人的真实心愿，那便是将抵抗日本的侵略置于首位，而非选择妥协求和。

永田事件之后紧接着便是二二六事变，敌方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难道我们这次侥幸逃脱，就真的能高枕无忧，直到下一次遭遇更大的灾难吗？

老蒋毅然决定改变方向，对于汪精卫而言，这无疑是一记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此举措表明老蒋再次做出了转身的抉择，将汪精卫孤零零地摒弃在一边。

1935年，汪精卫遭受刺杀之祸，遂远赴海外疗伤。实则，他暗中图谋将向日本妥协的恶名嫁祸于蒋介石，并伺机利用蒋介石与西南实力派及资深元老之间的矛盾，以谋取个人利益。

总体设想在于，激发众人认识到唯有自身能够成为党和国家、外交事务中的调和剂，进而主动提议重返岗位，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的妥协精神。

若能回忆起我，于这座空城孤守，在安宁的局势中谋求突破并非易事……待我归来，或许便能有所作为。——汪精卫】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再次掀起联共联俄的强烈呼声。以往与蒋介石关系不和的各地实力派，在“团结抗日”的强烈呼吁下，纷纷选择站在了老蒋的一边（当然，这一立场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承认在西安事变中所做出的联共抗日的承诺）。

汪精卫环顾四周。

我被孤立了！？

不需要我润滑了？？

汪精卫面临史诗级危机。

在本届三中全会中，宋庆龄等众多人士重返政治舞台。若要清算过往的反共历史，鉴于蒋介石掌握军权且当时普遍认同其为领导者，他的处境应相对安全。

我，作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挥下决定性一击之人，恐怕难免要成为牺牲的祭品了！

因此，汪精卫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不遗余力地强调反共立场和谋求议和的紧迫性。

蒋宋三姐妹

【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汪精卫面对全国民众的强烈诉求，虽不得不再三提及捍卫国土与收复领土的必要性，然而他依旧未能响应国内要求暂停内战、团结抗日的广泛呼声，仍旧力主“剿共”政策，并强调“切勿让多年来剿匪的努力功败垂成”。】

汪精卫所发表的那番与时局进展格格不入的言论，引发了众多国民党中委的严厉指责。

效果怎么样？

十分呵呵。

时代在变迁，而你却仍旧固守旧有的模式，宣讲那些陈词滥调，实在是鲜有人愿意倾听。

我曾对日本“七七事变”后对华进行的诱降活动进行过梳理，概括而言，最初与日本人接触的高宗武等人，均为汪精卫的亲信。

显而易见，汪精卫先生多年的努力并非毫无成就。若中日双方必须进行和谈，那么他及其一众同仁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中日战事持续时间的不断延长，汪精卫旧态复萌，再次选择了“速决”的方针。

这实属情理之中，毕竟老蒋在1937年便获得了苏联的援助，加之战事推进，众多临时小组接连涌现，行政权力亦逐渐被其侵蚀。

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对日议和的过程愈发艰难，汪精卫无奈之下只能眼睁睁目睹自己手中权力的不断削弱。

因此，在近卫政府公布那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之际，声明中宣称“帝国政府此后将不再视国民政府为敌，而是期望真正能够与新的中国政权携手合作，并推动两国邦交的调整”，同时向汪精卫示好，他自认为这成为了自己实现“速胜”的最为关键的希望所在。

日方提出的条件相当吸引人。

一、“日华签订防共协议”，“认可日军在内蒙古地区设立防共驻军，并将该地区定位为特殊的防共区域”；

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我国确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境内享有居住与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同时，日本方面承诺将废除治外法权，并认真考虑将租界归还我国。

四、承认日本在华北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优先地位，并为其提供特别便利。

五、我国理应赔偿因事变导致在华日本侨民遭受的损失，然而，日本方面并未提出对战费进行赔偿的要求。

六、本协定规定，除之以外之日本军队，在日华两国和平恢复之际，应即刻启动撤军进程。

尽管这些条件相当苛刻，但相较于先前日本对老蒋所提出的条件，竟显得颇有诚意。

由于先前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包括中国必须承认伪满洲国以及支付军费赔偿等。

如今，新的条件摒弃了对领土和赔款的要求，仅需两年内撤军，这不就是双十一的预演吗？冲啊！

汪精卫显然又忽略了版本更新。

至1938年，坚持抗战至最后一刻、与侵略者进行生死对决，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坚定政治立场。

数以亿计的生命投入其中，你口中的和平又怎能轻易实现？

况且，那北洋时期，孙中山振臂高呼，仅需带领数十名议员与骨干，便能迅速前往上海或广州，另辟政府之局面，已然成为过往云烟。

若汪精卫真有如此影响力，难道蒋介石这些年还能如此操控局势吗？

最紧要的是，这场冲突并非如民国时期那些军阀间的内斗，而是一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中日战争。汪精卫，你怎能确信日本人不会欺骗你呢？

但汪精卫顾不得这些了。

面对老蒋日益削弱自己的权力，不如索性摊牌一搏，与日本人一较高下，以期从困境中逆袭——这种心态与当年刺杀载沣时的情形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在他自以为已与日本谈妥了条件，兴冲冲地赶往上海之际，却意外地收到了一份内容远超最初密约百倍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

旧事重演，梅开二度！

昔日汪精卫刺杀载沣之举未果，遂入狱中，得满清之力而感化。今竟在上海，再度陷入被日本人感化的境地！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等

那家伙在目睹新条约的条款后，起初泪水横流，慷慨激昂地宣称他将“终止和平运动，发布一份声明，随后启程前往法国”。

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的领导人影佐祯昭，以花言巧语博取汪精卫的信任，亲自登门与其对坐，泪眼盈盈，一番“谈心”之后，竟成功地将汪精卫的心思软化。

……然而，汪精卫并未搬迁，仍旧居于愚园路。他召集了所有代表，向他们详述了与影佐的那次对话，并特别提及影佐的落泪情景。他感慨地说：“显而易见，影佐尚存诚意。”

此时此刻，即便是高宗武、陶希圣这样的反共亲日派，也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纷纷寻找机会逃离。

汪精卫竟执意留下，实乃心性不坚，非言语所能形容。

汪精卫和陈璧君

然而，回溯至他昔日之演出，种种似乎又显得合情合理。

这位人物在满清王朝行将终结之际，依然能够诚挚地反省，并挥毫泼墨写下“瓜蔓已尽皆不可摘，豆箕何必再相煎”的至理名言。

一生未曾能与时俱进，版本玩法总是难以掌握，而恰逢那风云变幻的年代，他被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这成为了他终身不幸的根源所在——

汪氏家族源自师爷世家，绍兴之地历来以师爷著称，他们理应择明主而辅佐。

他伴随孙中山身旁，光芒四溢，然而每当他想成为舞台的中心，却总是遭遇重重的挫折，或许这一切，皆是天意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