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王兴坪血与火：齐世铭独立营的抗争与村民的抉择

夜里风很硬，吹得王兴坪东头那棵老槐树直摇。有人说，那年春天槐花开得特别早，香味能飘到二里外，可就是在这样的季节，枪声第一次闯进了这个小山村。齐世铭带着刚整编成的714团独立营，从东山游击队转过来，在村西头土坡上搭起了窝棚，还在祠堂挂了一面新染的大红旗。

刘家河那一仗，是他们到王兴坪后的第一回真刀真枪——夜色里摸过去，把正在“清剿”的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五个日兵倒下，二十八个伪军被捆成串儿押回来，连枪带子弹全收走。这事传出去后，寿阳、榆次一带的人都说：“东山这帮人，不光会躲，还敢咬。”

可好景不长，日本司令秋津像是被踩了尾巴，一连几次派井全松本领着人来围剿，却总是扑空。他改用软刀子，让伪警察局长吴小能上山劝降，说话间还端着笑脸。但齐世铭和潘选才心里有数，这笑脸背后藏的是刺刀，于是请示顿星云后干脆将计就计——牛驼寨诈降那天，他们埋伏已久，一阵乱枪撂倒特高课宪兵队长野吉和吴小能，只是齐世铭自己也中了弹，被抬回时血一路滴到了院门口石阶上。

插一句，当地老人后来提起这事，总爱补充一个细节：当晚烧水的是大脚婶，她怕冷，用柴火加了一把玉米芯，说这样水滚得快，也更“旺”。她没想到，那锅热水最后用来冲洗伤口时，把屋里的油灯熏得忽明忽暗，看的人心发紧。

六月初八（公历6月5日）天还没亮，大股日伪军分三路摸进来了。一千多人黑压压包住整个村子，有狗叫，有女人喊孩子名的声音，很快就变成混乱的哭嚎和爆炸声。据说西南角最先起火，是从李木匠家开始烧，他家的木料堆正好靠墙放着，一点就窜起来了。副营长郑福光带两个连死守在北沟口，他喊话的时候嗓音已经哑掉，到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出去，人也跟着倒下去，再没动过一下。八十四名战士，就这么留在了沟口两侧，还有四十一位乡亲再也没有回家吃饭的机会。

有人记得，那天上午太阳出来时已经看不到蓝色，全是灰白烟雾往天空卷。有百余孔窑洞塌掉，还有被铁丝穿锁骨拖走的一百多名男女老少——后来多数逃脱，但十三个人至今没有确切消息，有人猜可能被押去了阳曲方向，也有人坚持说是在汾河边遇害，只是谁都拿不出证据。

张兴盛，这位当年的村长，在惨案中做出了让人心碎又敬佩的一件事。当鬼子逼他指认齐世铭妻女时，用儿子的命作交换，他只是低低地重复一句：“良民。”眼睛却死死盯住跪成一排的人群，包括自己十九岁的儿子张小牛。他知道这一句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换来的不是一家人的安稳，而是一条底线不能破。当天下午他站在自家院门前，对几个幸存战士说：“我娃算作八路牺牲吧。”没人接话，只听见远处瓦片落地碎裂声。

陈老太太七十多岁，人瘦骨嶙峋，却硬生生骗过了一伙搜查的小鬼子——她把锅底灰糊满脸，又泼屎尿遍院，还坐门槛唱些疯疯癫癫的小调。据邻居回忆，她唱的是年轻时候赶庙会学来的《跑旱船》，歌词早忘光，就剩下调调还挂嘴边。这份装傻救下两名重伤员，其中一个姓郝，据传解放后还专程回来磕头道谢。

还有粮站管理员张九登、王迎喜，两人在轩辕庙外反锁大门，再翻墙进去插闩，不离开一步守到傍晚，把独立营的一万多斤军粮保住。这批粮食后来支撑部队渡过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否则饿肚子的可不仅仅是兵，还有周围几百号老少爷们。

惨案之后，王兴坪像被掏空一样安静下来。但宁静只是表象，“白眉毛”率领的小股敌兵隔三差五骚扰，让庄稼种不上去，人睡觉都要半睁只眼。这时候地下党员张玉章找到了张兴盛，两人在破祠堂里摊开地图商量，很快组织起五十多个年轻汉成立抗日自卫队。从藏好的步枪、短炮，到熟悉每条羊肠道，他们用这些优势接连顶住几波袭扰。在农历九月十三那场遭遇战中，自卫队击毙十余敌兵，“白眉毛”从此销声匿迹，据一些老人讲，他可能调去了平遥方向，再没敢踏进这里一步。

多年以后，我曾听一个叫臧师傅的木工闲聊，说他小时候见过郑福光墓前有一块青石，上面刻的不止名字，还有一句歪歪斜斜的话：“护乡如护亲。”他说刻字的是当年的石匠孙二麻子，因为喝酒手抖，所以字不好看，但意思谁都懂。

如今走进王兴坪，新盖房旁偶尔还能看到旧窑洞残壁，上面爬满青藤。一些故事随着老人离去渐渐模糊，可某些名字，比如郑福光、陈老太太、张九登……依然会在人们茶桌上的闲谈中出现，就像夏末蝉鸣，不经意间提醒你，它一直在那里，从未真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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