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对林彪婚恋持支持态度。

1942年伊始，贺龙刚抵延安不久，便因感情不合，与骞先任结束了婚姻关系。众多热心的老同志对此深表关切，纷纷挺身而出，担当起他的红娘角色。

在一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与联防军的数位领导人于会议结束后相聚闲谈，气氛融洽。其间，话题转向了林彪与女子大学叶群的恋情。

贺龙早已风闻林彪与叶群的恋情，更是听闻叶群将林彪写给她的情书公之于众，意图借此提升自己的地位。贺龙对此深感不平，认为叶群的行为有损林彪的威望与名誉。

听闻众人对此事的纷纷议论，我不禁有些不悦地感叹：“这些自诩为小知识分子的行为实在不堪，他们轻率无度，竟以损害他人的威信和声誉作为自我提升的手段，真该好好给他们上一堂教训！”

西北局的组织部长陈正人素以热心著称，他有意促成贺龙与一位年长的朋友结交。于是，他灵机一动，趁此机会向贺龙介绍道：

“尊敬的领导，我想向您引荐一位特殊的人物。她名叫薛明，是来自河北霸县的天津女学生。她曾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并于193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她投身于抗日群众工作的第一线。薛明带领着一支由青年女子组成的抗日宣传队，足迹遍布北平、天津、山东、南京，一路传播抗日救国的声音，直至江西。

1938年，新四军江西办事处引荐至延安，相继在中央党校与女子大学进修。此后赴清涧任职，业绩斐然，荣获县参议员称号。之后，被调任中共延安县组织部部长，系西北局重点培育的女性干部。听闻她对叶群颇为了解，不知老总是否愿意见她一面？

闻听他们一番话语，贺龙沉思片刻，觉得动员薛明对叶群进行一番批评，以助林彪一臂之力，实乃一桩美事，遂默许了此事。

1942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将军在陪同高岗与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的情况下，抵达了薛明所居之处。

王丕年兴奋地宣布：“贺龙司令员亲自莅临，来看望我们了！”

高岗趁机向贺龙引荐道：“此即为薛明同志。”

薛明未能洞察贺龙此行的目的，心中略显拘谨，轻柔地唤了一声：“贺司令员。”

贺龙轻轻颔首，与薛明相握，言道：“今乃星期天，我与高书记特地前来此地走走，意在了解一二。”

高岗严肃地指示道：“薛明，针对贺老总询问的具体情况，你务必如实进行汇报！”

贺龙问：“你和叶群是朋友？”

薛明微微点头，回应道：“确是旧交，只是近期交往渐稀。”

贺龙与薛明

贺龙在确认薛明对叶群的称谓后，语气加重道：“若真是朋友，那便应当展现出朋友的应有风范。”

薛明疑惑：“怎么了？”

贺龙曾表示：“林彪对叶群怀有感情，给他写信也是人之常情。”“但叶群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她不仅将林彪的信展示给同学和同事，还四处散播，似乎在说我不在乎，让大家来看这封林彪写给我的情书，这样的行为是否恰当？”

薛明断言：“不对！”

贺龙续道：“你不妨向她传达，若她倾心于林彪，便可与他结为连理；若非所愿，就无需写信，保持低调，直接表达拒绝的态度。这番话是我所讲。历经南征北战、生死考验，老革命家好不容易想要寻得良缘，却遭人嘲笑戏谑，这难道不是不道德的行为吗？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也就罢了，你对此有何看法？”

薛明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完全赞同贺老总的看法，此事交由我来处理。”

贺龙微笑着说道：“言尽于此。我深知你在清涧的工作表现相当出色。”

高岗接过话头，微笑着说道：“这里的进展颇为可喜。薛明，请你简要汇报一下你的工作情况。”

随后，薛明详细汇报了延安的组织建设以及妇女工作的进展。王丕年热情款待了大家，共同享用了一顿午餐。

离别之际，贺龙问薛明：“原来你是天津人士？”

薛明回应道：“我来自天津附近的霸县胜坊镇，目前在天津深造。”

贺龙曾言：“本有一位擅长烹饪的厨师，他制作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颇具特色，您不妨亲自品尝一番，一尝便知其风味。若闲暇之时，欢迎您莅临我家作客。”

高岗半开玩笑地对着薛明说道：“习惯了，往后不妨常去老总那儿走动走动哦！”

薛明依照贺龙的指示，特地与叶群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将贺龙的观点尽数传达。

自贺龙与薛明相识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交往与相互了解，两人在8月1日喜结连理。这场婚礼受到了中共中央及西北局多位领导的热烈祝贺，包括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以及王震、李井泉等昔日战友的莅临。

数日之后，在贺龙的陪伴下，毛泽东莅临贺龙的驻地进行慰问，并与“战斗篮球队”的队员们亲切会面，同时对贺龙与薛明二人表达了由衷的祝贺之情。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启动了“整风运动”。在此期间，薛明与叶群之间出现了分歧，矛盾升级，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叶群，本名叶敬宜，后更名为叶瑾，她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曾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校友，与薛明同窗共读。

随着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我随天津的第二批南行学子抵达南京。得益于亲戚的引荐，我得以进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工作。此后，我加入了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那里的国民党军官建立了微妙的关系。此外，我还参与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主题的演讲竞赛，并持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所主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

党组织安排薛明与叶群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对她的先前行为给予了严肃的指正。在薛明以及其他同志的支持与协助下，1938年，她们一同从江西南昌迁至延安。抵达延安后，叶瑾更名为叶群。1942年，她与从苏联疗养归来的林彪在延安相遇，自此二人开始了恋情。

林彪曾经历了两段婚姻：1927年，在父母的安排下，他迎娶了第一位妻子，但婚礼后的翌日，他便离家远去。长征途中抵达延安后，林彪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期间，结识了女学员刘新民（后更名为刘梅）。两人结为连理，1938年冬日，林彪前往苏联疗养，刘梅相伴同行，二人育有一女，名为林小琳。遗憾的是，因感情破裂，他们最终选择分手。

1942年伊始，林彪自苏联返回延安，彼时在延安女子大学邂逅了叶群。同年7月1日，两人喜结连理，此为林彪的第三段婚姻。

1943年春季，延安的整风运动迈入了对照检查的关键环节，进入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质性阶段。薛明鉴于对叶群较为熟悉，秉持着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感，遂于某日邀请叶群至家中，以诚挚的态度与她交谈。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你我身份相同。当前正值整风审干的关键时期，我期望你能主动向组织说明，未曾履行的入党手续详情，介绍人是谁，以及你在南京期间的表现，还有与国民党教官、丰城县县长等人之间的联系，务必做到如实汇报。”

叶群闻言脸色骤变，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们竟敢如此行事？趁着林彪不在，竟想对我下此毒手！”言罢，她哭闹不止，更是就地打滚，撒泼打滚。

薛明原本意图耐心说服叶群主动向组织坦白个人历史问题，然而目睹她这般模样，不禁心生怒意，遂言：“既然你执意不愿交谈，那便随我至组织部去，身为党员，对党组织有所隐瞒岂非不妥？”言罢，他将叶群带至中组部，王鹤寿亲自出面接待。

叶群瞥见王鹤寿，刻意装作更加伤心，哭泣声也愈发洪亮，她大声指责道：“她诽谤我，散布了无数的恶言，全是谣言。”

薛明语气坚定，毫无惧色地宣称：“这并非无中生有，我已备妥了揭露问题的相关材料，其中详列了种种问题，请组织审阅。”话音刚落，他便将材料递给了王鹤寿。

鉴于叶群是林彪的配偶，王鹤寿不便贸然发表意见。他接过那封信，郑重其事地对薛明回应道：“待我审阅完毕，还需向上级汇报，你先请回去吧！”

此事件引起了贺龙与林彪的关注。贺龙紧急从前线返回，对薛明怒斥道：

“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是谁授权你逮捕叶群的？”

薛明保持着冷静，详尽地向贺龙陈述了叶群过往的种种问题。片刻之后，贺龙的怒气也逐渐平息，他对薛明言道：“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中，产生怀疑并揭露问题实属正当。事已至此，坦坦荡荡，并无什么大碍，就由组织进行调查处理吧！”

林彪与叶群

林彪对此事极为重视，情绪激愤，遂火速从前线返回延安。叶群见到林彪后，佯装出极度委屈的模样，向他详细哭诉了一通。

一向沉静的林彪情绪失控，怒斥道：“他妈的，我身陷前线浴血奋战，而你们却在后方对我妻子指手画脚……”

他将此事的怒火迁至贺龙，与妻子叶群共同记下了对贺龙与薛明的这笔账。

此外，自贺龙被任命为延安联防军司令员以来，毛泽东曾与他探讨林彪过往的一些经历，涉及抗战初期林彪不愿将兵力留在延安的决定，以及林彪在洛阳接受蒋介石接见时的举止等细节。

此事终究传入林彪耳中，演变成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自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的关系变得纠缠不清，难以化解。这一纠葛，也成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试图将贺龙置于绝境的关键历史动因。

贺龙夜见林彪

1966年9月10日的清晨，贺龙搭乘车辆径直赶往人民大会堂，于东门下车后，步入浙江厅。此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你可以亲自登门，征求一下同仁们的意见”——前来拜访林彪，以征询其意见。

鉴于毛家湾的住所即将进行修缮，林彪于8月初迁往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暂居。浙江厅，顾名思义，是浙江省代表团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使用的场所，其内部空间宽敞，相当于半个篮球场大小。

林彪入驻后，鉴于其对风、光、水及出汗均感不适，遂对大厅进行了重新布置：地毯、沙发乃至周遭的帷幕皆换成了浅绿色调，使得整个空间弥漫着淡雅的绿意。日常仅开寥寥数盏小型灯具，室内光线显得颇为昏暗。

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贺龙步入浙江厅。厅内光线昏暗，一时间他感到有些不适应。林彪上前与贺龙握手，贺龙注意到林彪因畏惧阳光，常年在阴暗的环境中生活，面色苍白得令人咋舌，不禁为之震惊。

他早闻林彪畏光、畏水、畏风之事，今日目睹其状，竟惊愕于他竟恐惧至此。

两人落座于沙发上，工作人员为贺龙奉上一杯香茗后迅速离场，使得会客厅中仅剩林彪与贺龙二人。

在互相问候之后，贺龙便直截了当地表达了目的，他真挚地询问：“林总，我今日前来，是想请您对我提出宝贵意见。”

林彪装模作样地言道：“贺老总，我对你并无异议。”

“不，林总，难道真的一无是处吗？”贺龙执意想要探询林彪的见解。

静默片刻后，林彪似是忽然忆起某事，语气虽装作随和，却隐隐流露出威胁之意，道：“若说有什么，不过是些微末小事，关键在于今后需留意一个关键问题——支持何人，反对何人。”

寥寥数语，便将贺龙狼子野心暴露无遗：贺龙啊，若你选择支持我，与我同行，你的困境将得以缓解；反之，若你站在对立面，你的问题将愈发严重。简言之，你的处境好坏，全取决于你对林彪的态度。

林彪已然将问题摊开，揭出了他的真实面目，贺龙便理应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他回想起毛泽东曾与他探讨过对林彪的看法，以及林彪曾用卑劣手段将罗瑞卿推翻，而今又指使吴法宪等人施展阴谋，竟至波及自身，我岂能与这种玩弄阴谋诡计的卑鄙小人同流合污！

贺龙轻松一笑，直言道：“林总，革命生涯中我的立场你应当知晓。凡是对党中央、毛主席持反对态度者，我必反对；而对党中央、毛主席表示拥护者，我则坚定支持！”

寥寥数语，却将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事业、对人民的坚定忠诚，以及对毛泽东同志光明磊落、无私坦荡胸怀的坚定拥护，描绘得淋漓尽致。

贺龙

贺龙的话语，铿锵有力，字字重如千钧，直指林彪长期避而不谈的内心隐痛：在红军面临困境之际，林彪曾对红军的未来流露出悲观态度。对此，毛泽东亲笔致信林彪，后该信被更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其进行了点名批评；遵义会议之后，林彪再度提出毛泽东不擅指挥军队的观点，并鼓动他人取而代之；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又对毛泽东留下兵力保卫陕甘宁的提议保持沉默……每逢革命的关键时刻，林彪总是与毛泽东的观点背道而驰。因此，尽管贺龙并未直言相告，他的话语却让林彪心有余悸。

鉴于双方缺乏共同话题，言辞不合拍，对话戛然而止，贺龙便不慌不忙地起身，礼貌地告别。

在这场对话中，表面看来气氛颇为平和，并未出现激烈的争执。然而，贺龙与林彪终究是在此进行了最后的摊牌。林彪本打算借助精心编排的诬陷贺龙的计策，在毛泽东的撑腰下，迫使贺龙屈服。不料贺龙却坚不可摧，展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

此刻，林彪方才领悟到，若欲赢得贺龙的支持，与他同行已是绝无可能，于是愈发变本加厉，密谋策划了一系列针对贺龙的陷害阴谋。

在林彪、江青接连不断的诬陷中，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逐渐出现了动摇。

“……以杨成武为例，他当时担任代总参谋长。总参谋部下辖多个部门，其中一位作战部的部长与副部长联名撰写大字报，意图将他推翻，此事正是贺龙所引发的。”

1966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与所庇护的陶铸、陈毅、贺龙等同志（右数第四位）一同出席了批判会。

9月11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四人联名呈递了一份报告，呼吁组建专案组对贺龙进行审查。该报告在林彪审阅并签字后，随即被转交至毛泽东手中。

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9月13日，毛泽东批准了相关意见，予以同意。同日，“贺龙专案组”正式组建成立。

“贺龙专案组”的设立，标志着贺龙陷入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操控之中。自此，他们得以“名正言顺”、公然地、大肆地对贺龙进行迫害。

“二办”下辖九个核心专案组，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贺龙与彭德怀两位领导的专案组。然而，彭德怀自八年前庐山会议以来已被免职，成为所谓的“死老虎”。因此，军队中的首要案件实际上已经转变为贺龙专案。林彪、江青对此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并投入了强大的力量，由康生亲自负责指挥。

康生以阴阳怪气的口吻言道：“我须得提醒诸位，体委已成为贺龙近期反革命行动的核心场所。他不仅向体委供应了枪械与炮弹，更是将炮口直接对准了中南海……”

半月有余，康生于5月16日重返“贺龙专案组”，着手部署对贺龙问题的清查工作。他言辞激烈，恶意诬陷道：“贺龙不仅系国民党成员，更是土匪出身……”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学习班学员时，首次公开表态不再支持贺龙。他直言：“起初，我曾力挺贺龙，然而，后来我了解到他涉嫌策划阴谋，与成钧等人合谋颠覆国家，因此，我决定不再支持他。”

凭借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康生所领导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迅速于6月14日作出决议，将贺龙的保护责任从原中央办公厅转交至“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并将其列为专案对象，实施监护。

自此，周恩来再难庇护贺龙，贺龙彻底陷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黑暗控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