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咱们国家的将军里头，有不少都是从陕北红军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王兆相也是这么一位。他不像其他一些将领有着显赫的背景，王兆相是从陕北那片红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在那片充满革命热情的土地上，他经历了无数的战斗和考验，最终成为了一名令人尊敬的将领。说起王兆相，大家都知道他是从陕北红军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和战友们一起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那段历史，但王兆相的贡献和经历，却永远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打仗那会儿，他的个人资料里头有份评价，讲他不听组织的话，有点像想搞军阀那一套，说他不适合委以重任。这样的评价，对一个当官的来说，那打击可大了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兆相走上革命这条路，是因为他有个好榜样，那就是他的亲哥哥王兆卿。王兆卿在1925年考上了陕西省的第四师范学校，在学校里头，他学到了不少革命的新思想，先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成了党员。一到放假，王兆卿回到家就忙活着，给大伙儿讲革命的故事，传播那些先进的理念。受到哥哥的启发，王兆相也加入了农协。王兆卿看他挺积极，就安排他做了个联络员，负责跟其他人保持联系，传递消息啥的。就这样，王兆相在哥哥的带领下，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的时候，王兆相还在上学，那会儿他就碰上了革命的人，他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去了榆林中学，他读了好多报纸杂志，对革命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到了1931年，因为革命的事儿挺紧张的，他就没再回学校，组织上让他去别的地方教书，表面上是个老师，实际上是做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到了1932年，组织上告诉他要加入陕甘游击队，这样他就从暗地里转到明面上，开始拿枪打仗了。

他碰到了陕北游击队的两位头头，谢子长和刘志丹，随后就被分到了骑兵大队的第二班。没过几天，陕甘游击队就整编成了26军的2团，游击队也变成了正规的红军部队，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他们却被人安上了不好的名头。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还有王兆相他们十几个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商量着要选个团长。因为前面提到的那几位都不能当领导，最后大家决定让二班的班长王世泰来当这个团长，他一下子就变成了陕北红军里职位最高的军事长官。而王兆相呢，他被调去做了警卫队的支部书记。

关于这事儿，陕北红军下面的战士们对陕西省委那些领导挺有意见的，觉得他们做事情太霸道，不顾大家的想法。

陕北那边的革命队伍壮大得挺不容易，既有外面的困难，也有自身的问题。但好在大家都没放弃，一直咬牙坚持。这么一来，革命根据地就一点点稳固下来，还往外扩展了不少。手里的兵力呢，也是日渐增多。

1934年那会儿，他呆的神府根据地碰到了点麻烦，就是左倾思想作祟。上头呢，派了个特派员下来，结果这左的问题啊，就越搞越大了。在提拔干部这块儿，主要头头就看自己跟谁更亲近，谁听话就用谁，管你有没有真本事；那些给他提过意见的，一律靠边站，特别是读过书但出身不太好的，更是不受待见。王兆相这家伙，就因为这原因，被撤了好几次职，说他这人不可靠，早晚会变成封建军阀，说不定还会投敌。就这么个评价，一直留在王兆相的档案里头呢。

过了好些年，在东北打仗那会儿，朱瑞碰见了王兆相，就跟他聊起了以前的事儿。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啊，组织纪律性真的很强。但那份鉴定书到底是个啥情况？”接着，朱瑞就讲了自己在神府根据地那会儿的事儿，说是因为当时有些太“左”的做法，给根据地带来了不少损失。朱瑞听了我的经历后，也明白了那份鉴定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后来的工作上，那份鉴定报告还重要不？可能一开始有点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有目共睹他在不同时期的贡献，那份鉴定也就不怎么被人在意了。想当初，抗日战争那会儿，他是军分区的司令。到了解放战争，他又挑起了主力师师长的大梁。这家伙，性子直，不懂得拐弯抹角，眼里揉不得沙子，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土地革命时期，他不当团长了；解放战争时，师长也不干了。

离开主力师后，我去了地方部队干活，后来又被调到独立师继续打仗。说实话，这期间我确实错过了挺多场仗。